從《我認識的鬼子兵》看中日戰爭
一、引言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的一段，事後誣稱此乃中國政府的挑釁行為，並以此作口實，派兵入侵瀋陽。翌年，日本以中國工人毆打日本僧人為理由，要求上海市政府道歉並作出賠償，雖然上海市政府表示接受，但日軍仍強攻吳淞和閘北，是為「一‧二八事變」。1937年，日軍在中國北方進行多次軍事演集。同年7月7 日，日軍在宛平城外演習時聲稱失蹤士兵一名，並要求派人入城搜查卻遭中國拒絕。雙方交涉的同時，日軍發出第一槍，蘆溝橋頓為戰場，中日之戰正式展開。1945年8月初當美軍分別在廣島及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正式結束。
以上的都是筆者對中日戰事僅有的認識，要確切及深入地認識這一段歷史，除了參閱有關文獻外，一些坊間紀錄亦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我認識的鬼子兵》就是一本紀錄了戰後日本軍人對這場戰役的回憶的紀實作品。作者利用在日本留學的期間，一邊當兼職一邊找尋機會去接觸一些還活著的侵華日本兵。在工作之餘，作者有幸和這些退役軍人攀談，在交談的過程中，作者毫不客氣地把這些日本兵戰時在中國的親身經歷一一詳細紀錄下來。紀錄的內容包括他們對中日戰爭、中國軍隊、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問題的看法和理解。本書的目的就是要透過「侵略者」的角度去分析這段歷史，這些「非正式訪問」都成為了本書的主要材料。書中亦加插了一些由日本老兵提供的珍貴照片，比起我們經常在其他書籍裏所看到的檔案照片震撼得多。有力傳神的文字加上駭人真實的圖片令這本書的可讀性大大提高。
二、軍國主義興起的多重因素
在分析日軍的整體思想前，我們必先要了解日本的軍國主義的構成。軍國主義就是驅使日本展開侵略的主要思想來源。日本政府在二次大戰期間主要都是由軍人或支持軍人的政黨執政。軍國主義的興起可以從日本當時的經濟、地理環境及民族性格中看出一些端倪。似我看來，軍國主義的形成大致可分為外圍及內在因素。
軍國主義其實在某程度上與帝國主義中是相同的，其目的就是要擴大本身的領土。為了要鞏固國家的實力和經濟來源，許多歐美國家早在16世紀經已在海外「開拓」了不同的殖民地，日本政府亦漸漸效發此政治方針，實行對外擴張。物資和原料對於一個島國來說，素來都是十分重要。在明治維新的後期，日本已擺脫了單靠農業為唯一的經濟來源，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漸趨發達，不論在技術上和生產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正因為要配合工業的龐大需求，物資和原料是必須和急切的，向外擴展亦是必然的選擇。日本政府已意識到爭奪以上兩種東西的重要性，故在19世界中葉以後，日本政府便積極籌劃不同的軍事方案，中國這個物資豐富的鄰國順理成章成為其主要的侵略目標。1894年的甲午戰爭日本初嘗勝果，這次勝利不僅證明了明治維新在軍事科學上取得了重要成果，更重要的是日本這個島國在西方列強眼中開始備受注目。及後的日俄戰爭更把日本推向世界的大舞台，日本侵略鄰國的野心在得到勝利戰果的支持下，變得愈來愈明顯。軍國主義已經支配了日本全國上下。
在民族性格上，日本是一個擁有高度團體意識的民族，他們一貫的思考方式都是以集體為主。換個角度來說，就是日本人普遍欠缺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的一舉一動往往都是以集團為中心。這種特性早在戰國時代已開始，為了「忠主」，家僕們不惜犧牲性命保護主子。有時甚至只是為了主子的個人聲譽，追隨者亦會「以命抵命」，「忠神藏」便是其中的著名例子。二次大戰時日本的主戰派就是利用日本人這種思維特質去推行軍國主義。
明治維新後天皇的地位重新被肯定及巨化都是導致軍國主義興起的原因之一。 天皇「神化」的形象給了軍民一個明確的協作目標，戰時陸軍首相東條英機更把這個訊息具體化，他認為日中戰爭是為了天皇和大日本而戰，因此建立一個政體- 大東亞共榮圈是必須的。無可否認，軍國主義得以推行正正因為天皇成為了大多數人民心目中的「神」，正如日本著名教育家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書所說：「天皇是來自昊天的肉身代表」。這種不問因由的追隨更把日本固有傳統「殉死」、「尊皇」等意識推向最高峰，令其理想化。
除此之外，書中的其中一個被訪對象亦提到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該名被訪者說「日本男人中存在着一種潛在的暴力意識，在舊日本軍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暴力意識在某程度上助長了軍國主義在日本本土擴散。雖然日本最終戰敗投降，但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即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的一天﹞，依然有大批「右翼」份子進入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當中不乏政府高層人士如首相及內務大臣，由此可見軍國主義在日本至今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
三、鬼子兵的意識形態
《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中，作者方軍採訪了十一位前日軍，全部年紀均有七十歲或以上。他們對日本發動戰爭的看法主要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感到內疚及慚愧，認為需要付上責任及向受害者道歉。第二類：承認日本在戰時的罪行，但沒有任何表示，保持沈默。第三類：認為日本展開軍事侵略是正確的，完全否認有任何暴行事件的發生。當中頭兩類佔大多數，只有少部分人堅持日軍發動戰爭是正確的。
目前還有不少於四十萬侵華的日本軍人依然活著，作者用盡辦法把喚起他們的記憶，讓他們講出了思考了幾十年後的今天，自己對戰爭和屠殺的看法。在搜集資料的過程當中，作者了解到不同人對戰爭的看法。現今絕大部分活著的日軍，在參戰時多數是二十五歲或以下。雖然他們在戰時大部分都接受過高中，有些甚至上過大學，但是他們只知道要服從命令，從來不敢質疑政府的決定。對於殺人、強暴、搶掠的種種不當行徑只會埋藏於心內，絕少向別人提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很多時都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正如其中的一位老兵說：「在侵華戰爭的日日夜夜，我們作為普通軍士，殺人不行，不殺人又不行。我們不搶糧食就要餓死；我們搶了糧食，中國的農民就要餓死…這是普通人在殺普通人呀！」這份無奈，正是大部分二戰時期日軍的寫照，同時也印証了人的生命在軍人的眼裡是微不足道和卑賤的。
四、日本的下一代
書中的第八節名為「無知的日本姑娘」，主要闡述一位名叫野崎由美子的高中少女對中日戰爭的好奇，從而引發出一連串與作者爭辯的事件。這一節披露了日本教育機關對中日戰爭所處的態度，日本教科書每當提到中日戰爭這一環，總是避重就輕，把最關鍵的資料隱瞞和歪曲。就好像其中的地理教科書，在敘述該事件時「文字不過二百字，沒有「侵略」字眼，有「進出」這兩個字 「南京大屠殺」被譯為『南京事件』」云云。日本掌管教育的部門﹝文部省﹞更屢次刪改中學歷史課本，為的就是要掩飾當年日軍所犯下的罪行。
無可否認，日本的新一代對中日之戰認識匱乏，最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希望淡化事件，避免影響政府在國民心目中的形象。像野崎般鍥而不捨的追問精神在日本人當中可謂絕無僅有。
五、結語
《我》一書的作者方軍，其父輩都是抗日戰士，曾任抗日區長的叔父，就是被日軍抓住後用刺刀殺死的。雖然作者對日本侵略者懷有恨之入骨，但書中的內容並未出現歪曲或誇大的成分，作者所寫的都是透過採訪所得來的資料加以理性分析已結集而成。綜觀而言，本書的着眼點並不是要從提中日之戰的是是非非，而是要讀者們明白到侵略者所承受的壓力，這種無形的壓力揉合了內疚、不安的情緒。這份不安感非但不會隨時間流走，只會深深地印在侵略者的腦海裏，似乎是要懲罰他們當年的惡行。有人可能會覺得書的內容太過煸情，但作為一本紀實作品，《我》一書不單有極其珍貴的史料價值，更有警惕和教育作用，不失為一本研究中日戰爭的輔助參考讀物。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的一段，事後誣稱此乃中國政府的挑釁行為，並以此作口實，派兵入侵瀋陽。翌年，日本以中國工人毆打日本僧人為理由，要求上海市政府道歉並作出賠償，雖然上海市政府表示接受，但日軍仍強攻吳淞和閘北，是為「一‧二八事變」。1937年，日軍在中國北方進行多次軍事演集。同年7月7 日，日軍在宛平城外演習時聲稱失蹤士兵一名，並要求派人入城搜查卻遭中國拒絕。雙方交涉的同時，日軍發出第一槍，蘆溝橋頓為戰場，中日之戰正式展開。1945年8月初當美軍分別在廣島及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正式結束。
以上的都是筆者對中日戰事僅有的認識，要確切及深入地認識這一段歷史，除了參閱有關文獻外，一些坊間紀錄亦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我認識的鬼子兵》就是一本紀錄了戰後日本軍人對這場戰役的回憶的紀實作品。作者利用在日本留學的期間，一邊當兼職一邊找尋機會去接觸一些還活著的侵華日本兵。在工作之餘，作者有幸和這些退役軍人攀談，在交談的過程中，作者毫不客氣地把這些日本兵戰時在中國的親身經歷一一詳細紀錄下來。紀錄的內容包括他們對中日戰爭、中國軍隊、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問題的看法和理解。本書的目的就是要透過「侵略者」的角度去分析這段歷史，這些「非正式訪問」都成為了本書的主要材料。書中亦加插了一些由日本老兵提供的珍貴照片，比起我們經常在其他書籍裏所看到的檔案照片震撼得多。有力傳神的文字加上駭人真實的圖片令這本書的可讀性大大提高。
二、軍國主義興起的多重因素
在分析日軍的整體思想前，我們必先要了解日本的軍國主義的構成。軍國主義就是驅使日本展開侵略的主要思想來源。日本政府在二次大戰期間主要都是由軍人或支持軍人的政黨執政。軍國主義的興起可以從日本當時的經濟、地理環境及民族性格中看出一些端倪。似我看來，軍國主義的形成大致可分為外圍及內在因素。
軍國主義其實在某程度上與帝國主義中是相同的，其目的就是要擴大本身的領土。為了要鞏固國家的實力和經濟來源，許多歐美國家早在16世紀經已在海外「開拓」了不同的殖民地，日本政府亦漸漸效發此政治方針，實行對外擴張。物資和原料對於一個島國來說，素來都是十分重要。在明治維新的後期，日本已擺脫了單靠農業為唯一的經濟來源，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漸趨發達，不論在技術上和生產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正因為要配合工業的龐大需求，物資和原料是必須和急切的，向外擴展亦是必然的選擇。日本政府已意識到爭奪以上兩種東西的重要性，故在19世界中葉以後，日本政府便積極籌劃不同的軍事方案，中國這個物資豐富的鄰國順理成章成為其主要的侵略目標。1894年的甲午戰爭日本初嘗勝果，這次勝利不僅證明了明治維新在軍事科學上取得了重要成果，更重要的是日本這個島國在西方列強眼中開始備受注目。及後的日俄戰爭更把日本推向世界的大舞台，日本侵略鄰國的野心在得到勝利戰果的支持下，變得愈來愈明顯。軍國主義已經支配了日本全國上下。
在民族性格上，日本是一個擁有高度團體意識的民族，他們一貫的思考方式都是以集體為主。換個角度來說，就是日本人普遍欠缺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的一舉一動往往都是以集團為中心。這種特性早在戰國時代已開始，為了「忠主」，家僕們不惜犧牲性命保護主子。有時甚至只是為了主子的個人聲譽，追隨者亦會「以命抵命」，「忠神藏」便是其中的著名例子。二次大戰時日本的主戰派就是利用日本人這種思維特質去推行軍國主義。
明治維新後天皇的地位重新被肯定及巨化都是導致軍國主義興起的原因之一。 天皇「神化」的形象給了軍民一個明確的協作目標，戰時陸軍首相東條英機更把這個訊息具體化，他認為日中戰爭是為了天皇和大日本而戰，因此建立一個政體- 大東亞共榮圈是必須的。無可否認，軍國主義得以推行正正因為天皇成為了大多數人民心目中的「神」，正如日本著名教育家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書所說：「天皇是來自昊天的肉身代表」。這種不問因由的追隨更把日本固有傳統「殉死」、「尊皇」等意識推向最高峰，令其理想化。
除此之外，書中的其中一個被訪對象亦提到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該名被訪者說「日本男人中存在着一種潛在的暴力意識，在舊日本軍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暴力意識在某程度上助長了軍國主義在日本本土擴散。雖然日本最終戰敗投降，但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即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的一天﹞，依然有大批「右翼」份子進入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當中不乏政府高層人士如首相及內務大臣，由此可見軍國主義在日本至今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
三、鬼子兵的意識形態
《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中，作者方軍採訪了十一位前日軍，全部年紀均有七十歲或以上。他們對日本發動戰爭的看法主要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感到內疚及慚愧，認為需要付上責任及向受害者道歉。第二類：承認日本在戰時的罪行，但沒有任何表示，保持沈默。第三類：認為日本展開軍事侵略是正確的，完全否認有任何暴行事件的發生。當中頭兩類佔大多數，只有少部分人堅持日軍發動戰爭是正確的。
目前還有不少於四十萬侵華的日本軍人依然活著，作者用盡辦法把喚起他們的記憶，讓他們講出了思考了幾十年後的今天，自己對戰爭和屠殺的看法。在搜集資料的過程當中，作者了解到不同人對戰爭的看法。現今絕大部分活著的日軍，在參戰時多數是二十五歲或以下。雖然他們在戰時大部分都接受過高中，有些甚至上過大學，但是他們只知道要服從命令，從來不敢質疑政府的決定。對於殺人、強暴、搶掠的種種不當行徑只會埋藏於心內，絕少向別人提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很多時都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正如其中的一位老兵說：「在侵華戰爭的日日夜夜，我們作為普通軍士，殺人不行，不殺人又不行。我們不搶糧食就要餓死；我們搶了糧食，中國的農民就要餓死…這是普通人在殺普通人呀！」這份無奈，正是大部分二戰時期日軍的寫照，同時也印証了人的生命在軍人的眼裡是微不足道和卑賤的。
四、日本的下一代
書中的第八節名為「無知的日本姑娘」，主要闡述一位名叫野崎由美子的高中少女對中日戰爭的好奇，從而引發出一連串與作者爭辯的事件。這一節披露了日本教育機關對中日戰爭所處的態度，日本教科書每當提到中日戰爭這一環，總是避重就輕，把最關鍵的資料隱瞞和歪曲。就好像其中的地理教科書，在敘述該事件時「文字不過二百字，沒有「侵略」字眼，有「進出」這兩個字 「南京大屠殺」被譯為『南京事件』」云云。日本掌管教育的部門﹝文部省﹞更屢次刪改中學歷史課本，為的就是要掩飾當年日軍所犯下的罪行。
無可否認，日本的新一代對中日之戰認識匱乏，最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希望淡化事件，避免影響政府在國民心目中的形象。像野崎般鍥而不捨的追問精神在日本人當中可謂絕無僅有。
五、結語
《我》一書的作者方軍，其父輩都是抗日戰士，曾任抗日區長的叔父，就是被日軍抓住後用刺刀殺死的。雖然作者對日本侵略者懷有恨之入骨，但書中的內容並未出現歪曲或誇大的成分，作者所寫的都是透過採訪所得來的資料加以理性分析已結集而成。綜觀而言，本書的着眼點並不是要從提中日之戰的是是非非，而是要讀者們明白到侵略者所承受的壓力，這種無形的壓力揉合了內疚、不安的情緒。這份不安感非但不會隨時間流走，只會深深地印在侵略者的腦海裏，似乎是要懲罰他們當年的惡行。有人可能會覺得書的內容太過煸情，但作為一本紀實作品，《我》一書不單有極其珍貴的史料價值，更有警惕和教育作用，不失為一本研究中日戰爭的輔助參考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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